全场1分钱、只卖临期食品、实名认证后下单……近日，一家名为“绿洲盛食社”的小店线上开业。作为国内首家“食物银行”，深耕线下门店6年后，“绿洲”决定触网。
“食物银行”的宗旨是募集余量食物，免费发放给需要的人，爱心人士“存入”的食品，由困难家庭“取出”。2015年，“绿洲”落地上海，“食物银行”开始本土化之旅。紧接着，厦门、合肥、杭州等地纷纷试水。
作为“舶来品”，“食物银行”理念新颖，难免水土不服。不充分的供给、难挖掘的需求、仍存在的偏见……都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。
与临期食品“赛跑”
早上7点，位于上海塘桥街道的“绿洲食物银行”门口，已经排起了长队。附近超市里的临期食品，在冷藏一夜后，被准时送到这里，静待需要的人。
“我们想要架起一座桥，既减少食物浪费带来的环境问题，也为低收入家庭提供食物补充。”谈起将“食物银行”引入国内的初衷，上海绿洲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李冰如是说。
自成立以来，“绿洲食物银行”授权全国304家非盈利机构、社区、学校作为分发点，共帮助239家食品厂商，“抢救”了1000多吨临期食品，免费发放给受助者100多万人次。
“绿洲”之后，形式多样的“食物银行”开始在国内落地开花。去年9月起，肯德基陆续在深圳、福州、南京等13个城市推出45家“食物银行”餐厅。
在厦门，20%的便利店已设立“食物银行”货柜。“快递小哥、环卫工人路过时，会进来拿点面包垫垫肚子，一些顾客也会主动购买‘买一送一’或‘第二件半价’的商品，要求我们帮忙录入系统，提供给有需要的人。”当地一位区域负责人表示。
浙江版的“食物银行”提供了差异化的发展思路。在金华，“共享粮仓”形式灵活，既是商场里的一个爱心冰箱，也是面包店内的一个货架。家庭或企业把消耗不完的食物送到“共享粮仓”，免费分享给市民。
在杭州，“西湖粮食银行”由政府牵头，与农夫山泉、盒马鲜生等企业达成公益合作，低保群体可凭借民政部门定向发放的“幸福币”兑换食物。为保障食品安全，每件食物入库后都会被贴上“粮食码”，可以追溯到生产商、生产日期、捐赠人、经手人等全流程信息。
发现困境中的人
目前，“食物银行”的运营模式都是线下分发，中国正在给出新的可能。
“绿洲”盛食社上线当日，首批上架了宽粉、黄小米、绿豆等食品，剩余保质期均在一个月以上，进店总人数超过15万，29秒商品库存即清空，粉丝单日新增超过1.2万人。
为防止出现“薅羊毛”的情况，店家限制领取时段和次数，并严格核实用户身份。持有低保证、残障证明、大病证明的困难人群，以及经居委会、学校出具证明的困难家庭、事实孤儿等，是线上“食物银行”的优先捐赠对象。
“下单的有偏远山区的低保户，也有城市里因病致贫的家庭，淘宝店让更多需求被看见，网购申领的方式，也让受助者更有尊严。”李冰说，一个线下门店只能覆盖3公里左右的社区范围，还面临着人力成本高、发放效率低等问题。借助电商平台成熟的物流体系，“食物银行”可以突破地域局限，在提质增效的基础上覆盖更多人群。
供需两端“一拍即合”。以往让电商企业发愁的临期品，在“食物银行”找到了绿色出口。甘肃临洮“陇百味特产”店主杨立青第一个尝试“云捐赠”，通过绿洲盛食社上架结余食品链接，直接从临洮仓库发货给消费者，节省食物转运的时间和成本。“临期食品分秒必争，早一天送到需要的人手中，就早一天发挥作用。”杨立青说。
本土化难题待解
“食物银行”越来越红火，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，供给不足是最大的绊脚石。
“刚开始一年能收到20吨食物，现在是200吨，但仍不及国际‘食物银行’平均受赠食物体量的五分之一。”李冰坦言，对国内企业来说，一次性丢弃处理的成本并不高，而捐赠流程繁琐，还有承担风险的可能，普遍缺乏动力。
随着《反食品浪费法》的实施，临期食品被更为广泛接受。不过，大多数企业仍有顾虑，担心面临公众的指责。有企业曾向“绿洲”提议，将收集到的食物重新包装、去品牌化，让人无法得知生产企业。李冰表示，这对于资金、人手都不充足的公益组织来说，并不现实。
国内的“食物银行”大多开在一线城市，更多的需求却在县城和农村。李冰说：“线上店铺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，但受助群体网络使用率较低，只有跟各地相关部门合作，进一步挖掘需求，才能让资源转起来、让余量食物流动起来。”
缺人也是发展的阻碍。以“绿洲”为例，公司目前只有10位全职员工，更多时候要依靠志愿者。“身边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很难长期坚持。”一位志愿者向记者表示。
多位业内人士认为，要想让“食物银行”走得更稳更远，必须扩大社会参与，强化激励保障措施。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，培育一批专业的社会组织，负责“食物银行”的运行维护;对于捐赠贡献突出的企业，可给予政策优惠和荣誉评价;探索积分制度，将志愿服务纳入社会信用体系，并设立兑换机制，例如换取文艺演出票券、社区运动场地的使用权等。(陈曦)
